采訪整理：李東星
攝    影：岳增光

李：作為中國美協副主席，同時也是此次“12屆上海國際藝術節——寫意中國•中國國家畫院2010大寫意國畫邀請展”的參與者之一，您對國家畫院在主辦這樣一個展覽有怎樣的看法？

施：我覺得國家畫院做得非常好，有一次楊曉陽院長和我聊天時說：“國家畫院應該是全國畫家的辦公室和聯絡處”。我覺得這個概念很好，畫院這個機構，它不單單是看這個畫院里面有幾個畫家，更重要的是怎樣通過畫院這個平臺，組織全國的畫家去創作，把精品意識和主流的作品在畫院這個平臺的基礎上發揮出來。如果再將全國的畫院通過國家畫院這么一個文化部的直屬大畫院組織起來，做成一個聯動，將會做出更多有利于國家和人民的事情。

李：施先生，您作為上海中國畫院的院長，覺得這個展覽對上海會帶來怎么樣的影響？

施：我和個別上海的畫家也在討論這個事，從上一次國家畫院在第九屆藝術節期間做“時代丹青”展覽我就發現，組織那么一批相對比較成熟的畫家，給他搭建一個平臺，只有國家畫院可以做到這樣，也可以說是一種號召力吧。所以說國家畫院做了一件好事情，也只有國家畫院能這么做，這是一個優勢，我們覺得應該往深里邊走，向縱向發展，發揮這個優勢，整合全國的藝術家的力量，培養一批人才，必將會出現一批精品力作。

李：您覺得中國畫目前處在一個怎樣的現狀?

施：中國畫發展到今天，其實有一個殊途同歸的現象。西方文化進來以后，我們經過了二十多年的一種對外文化交流、信息量大了，對世界的情況也了解多了，我經常反思，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別到底在什么地方？共通點在什么地方？我曾經讀過一篇文章，說其實我們中國畫的許多理論是非常完整的，比如《六法》，感覺中國人很隨意、很寫意，很自我、很表現主義的，看到什么畫什么，為什么中國那么早就有這種完整的理論，到今天為什我們卻沒有深化研究？沒去整理出來？而西方又是立體派、又是表現主義、又是后現代……可能我們中國畫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對我們民族文化的深層次的研究還不夠。

我最近在看畢卡索的東西，就在思考：他為什么眼睛放在這？嘴巴放在那？后來我突然悟到一個道理，就像我們畫山水時經常有一個現象，把這個山頭搬到這里，把那個山頭搬到這里。也就能理解畢卡索為什么把人的眼睛、鼻子也移動了，其實就是把咱們原來三維的觀察方式變成兩維的、甚至平面的，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就是一種觀察方式而已。

在文藝復興的時候，達芬奇、米開朗基洛就提出了很完整的解剖學、透視學、構成學、色彩學等，有一套很完整的理論依據。我們中國的理論不落后，繪畫當中的許多理論問題，《六法》很早就提出了，關鍵是我們傳承的時候沒有把它作為一種科學的完整理論往下延伸、往下傳承。

如果中國畫的問題就是純粹技術上的一種傳承，我覺得這個空間就比較小，或者有一點偏激，而上升到精神層面上就不同了。

這些年，大學里有一個現象，考國畫系的學生越來越少，而且畫家整體的綜合知識結構也越來越弱，就是因為我們中國文化太深厚，他對一個人的要求太高，尤其是中國畫，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去學習，解決技術上的問題。當在解決技術問題的同時，它有的時候往往會忽視了他的生存價值跟社會價值，這就是我們中國畫的最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