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者：岳金曉
被采訪者：楊煉
時間：2012年4月11日
地點：北京798布魯姆畫廊
在“主動的他者——中國當代繪畫展”新聞發布會結束之后，北京文藝網記者在布魯姆畫廊對本次展覽的策展人之一、詩人楊煉進行了專訪。
記者：楊老師，您好！作為策展人，您期待此“藝術項目”，有怎樣的效果？
楊煉：我們都知道，中國過去三十年發生了很大變化，包括現實、文化、創造性等等，但是究竟這個變化是怎樣的？當然包括好的變化，比如中國經濟的增長，思想帶來的積極地推動，也包括一種復雜性，因為在這種快速的變換中，包括商業的影響、人的浮躁喧囂、急功近利等等，它是一個非常錯綜復雜的現象，就像我說的，是一個大起大落的，充滿了風暴的海洋。但是，我相信一個古老的中國文化，她在深層擁有著一種深刻的、持續發展的思想和創作的能量。而這個藝術項目，其實是一個思想項目，通過選擇真正到位的作品，呈現出一些精彩的個人，呈現出這些個人的思想和藝術的質量，通過這些看起來是個案的東西，傳達出當代中國在文化和精神上真正的質地。
今天的世界其實是一個新世界。這個新世界的語境，是由急速變化的中國，急速變化的阿拉伯等等因素組成的，剛才我所說的這種中國文化的質地，實際上是告訴世界，告訴世界上的人們，今天這個新世界的含義是什么。這個項目就是展示了在中國這些藝術家面對這種困境，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和自己的解決方式，以及在這種因素啟發下，每個人應該做什么。
記者：謝謝楊老師，那么，這個藝術項目，或說這件行為藝術，在未來還會繼續做下去么？
楊煉：就我而言，就很有興趣延續下去，因為實際上，雖然我寫詩，參加了很多文學節包括在國際上的一些活動，實際上我有興趣的是把我在詩歌里面實際是很孤獨的思想探索印證于這個世界。但是印證的方式絕非是膚淺的、商業化的、喧囂的，印證的方式是中文詩人和外語詩人特別是英語詩人在一起，坐下來互相翻譯作品。通過翻譯一首作品，抵達這一深厚的，滲透進所有層次的境地，從語言，人生，文學，個人創造性——所有這些層次的——實際上是一種整體的討論、對話。通過這樣很“托底”的方式，讓不同的詩人之間進行一場精彩的交流。這個項目，不僅是詩歌，還包括視覺藝術，這兩者之間共同的匯合點和語法，是思想。那么當然又是一個新的演變。此時此刻，在英國正在出版我和一位英國詩人編譯的中文詩選，同時在中國還有秦曉宇作為中文編輯，還有另外一位英國人作為翻譯譯文的主持者�？偠灾�，那又是另外一張當代中國的思想地圖，所有這些其實都是可以稱之為“同心圓”，也可以稱之為“在同一個旅程之中”。既然我稱之為旅程，就像這次展覽本身也是，它是系列展覽之一，當然還有之二、之三、之四……所以，實際上這個歷程隨著對中國對世界的思考的深度的不停增加呢，一定會發展。
記者：我想這也是時代的需要，是我們所有人需求的思考。
楊煉：對，從內到外，自然而然產生的。比如這樣一個項目，不是說某一天突發奇想覺得詩人當當策展人很好玩兒。我曾參加意大利、德國的一個詩歌節，他們讓我寫一段授獎辭，后來我思考的結果，不得不給這個授獎辭一個題目就叫做“提問者”。實際上詩人寫每一首詩每一部詩集，都在試圖不停的給自己提出更深刻的問題。這直接讓我聯系到屈原的《天問》，因為他可以說是不僅是中國的第一個實際也是世界的第一個明確地把詩人作為一個提問者的姿態清晰的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剛才我說了，中國急劇的變化，文化上仍然很復雜，現實中仍有很多挑戰性，商業化過程中有很多的誘惑和壓力，等等，都在給“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獨立思考，什么是個人的思想的質地”提出新的問題。其實每一個困境就在表明一個新的質量，所以當我和其他的藝術家甚至和普通人在一起，都會發現這種由越來越深層的現實提問，在活生生的個人身上產生的這種應對方式。藝術是一種應對方式。其實現實生活中間每個人每天的生活，也是一種應對方式。這種從內到外產生的提問的深度，讓這樣的項目充滿了能量。
記者：嗯，我能感覺到您談到這個話題的時候也是非常有能量的。
楊煉：呵呵。
記者：我想提問的意義不僅是為了一個結果，這個提問的過程本身，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楊煉：對。完全同意。
記者：謝謝，剛才您提到的思想是不同藝術形式對話的共同語言，我想思想也是所有藝術形式產生的源泉。然而東西方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淵源，是不是也可以就這個問題請您談談您的看法？
楊煉：嗯，這其實也有一種微妙的互動。我們都知道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甚至在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的文人和知識分子就有一種大的文化震撼，甚至可以稱之為某種程度上的心理上的文化崩潰感。因為有兩千多年中國的文人都被告知中國的文化天下第一，也確實在亞洲這個地區，中國雖然也經歷了很多外族的侵略，但從來沒有受到真正的的文化挑戰。外族，不論是蒙古人也好，滿洲人也好，學了漢語，進入了中文的思維方式，其實面臨的不是被漢人同化，而是被漢語同化。這種文化的延續性其實造成了潛意識里的優越感和安全感。實際上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歐洲地中海沿海的文化相比較，最觸目的一個區別就是歐洲文化受到了從古埃及，古希臘，蘇美爾，當然，北邊的維京啊，一路到后來的拜占庭，奧斯曼……可以說無日無止的外來文化的挑戰。這讓歐洲文化被迫作出的應對、在應對中間，不斷地深化自身，直到比如說，文藝復興以后，找到了人文主義，獨立，或者說個人的個性啟蒙這樣一個基準點，所以說他最終落到了個人的獨立思考這個點上，它終于擁有了全方位的彈性�？梢哉f，不管什么樣的文化觀念，都要經過個人獨立的反思和裁判。反過來說，中國文化在兩千多年里，沒有經過任何真正的文化挑戰。道家也好，儒家也好，除了在它自身內部有一些比較小的轉變，哪怕佛教的引入也是通過闡釋道家進入的中國，后來的宋明理學、新學等等是對儒家的某種修正，或算是一種演化，但她并沒有真正根本意義上的沖擊和挑戰，她基本上是延續性的。那么突然之間，鴉片戰爭，一個真正的外來文化，而且帶著它全套的物質文明，跟中國文明進行了全方面的沖撞。讓一直自認為天下第一的中國文化連續處于失敗的現實和失敗的感受之中，這就是為什么產生“全盤西化”這樣的口號，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一種心理問題，其實遠遠比文化問題深刻，突然之間，中國文人在一種很情緒化的狀態下，把原來過分的自豪，變成了過分的自卑，以至于產生了比俄國還激烈的文化虛無主義態度，俄國人從沒說過“全盤西化”或者“全盤西歐化”，但是中國人這種哪怕只是口號“全盤西化”都表明了中國人對自身文化放棄思考的態度：我想把原來的文化拋棄，想像做手術一樣，先切除掉再移植一個別的東西。其實什么是文化，文化到底是外在的一件東西可以扔掉，還是血肉、靈魂里面滲透的東西？其實扔掉的只是反思的自覺和能力，而其實反而在最負面版本的情況下，受控于原來想扔掉的那個文化，文化大革命，例如說，可以說是最極致的專治版本，比過去的皇朝個人性喪失的還徹底。所以，這個可以說是我們二十世紀一個非常低的起點，是中國文化崩潰到每個人心里深處的一個起點。
但是我也不得不反復地強調，二十世紀的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好，個人也好，其實終于銜接上了屈原的天問傳統，終于在現實的層層提問之中，強迫自己反思，強迫自己應對，強迫自己重建精神的創造性。就像這次展覽選擇的藝術家，還是有很多詩人，在這樣一個商業化時代中，堅持著即拒絕膚淺的政治化，也拒絕低級的商業化的詩歌寫作。在這樣的意義上，重新賦予中國文化甚至中國的語言一種重新創造的能力，用我的話說，從“不可能開始”，你越是體會到某種“不可能”，那么開始的能量就越強。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再回過頭看中文的話，我們會發現我們不只是試圖打通中文和西方文化之間的那條界線，不只是那么低級的只不過溝通而已，我們終于又擁有了在更深的層次上，觀察中文這個語言，觀察中國這個文化，而且從中生長出生發出某種對當今世界的困境，思維的和現實的困境有啟示性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僅在打通跟西方的關系，其實在打開人類的思想。比如說，中國的動詞沒有時態，這個跟西方的歐洲語言中通過動詞的時態性、人稱的格式化來捕捉具體的動作這樣一個意識，已經從開頭就劃分了界線。但是那樣一個通過劃分人稱、劃分時態把語言之內的時間性表明得很清楚的歐洲語言，它當然構成了進化論的一種基礎，因為時間是不可重復的、是線性發展的、是進化的，這是五四以來我們拼命想學的東西。但是冷戰之后，“9·11”之后，伊拉克戰爭之后，在今天這個全世界用利益甚至是利潤統一起來的、這樣一個自私的、玩世不恭的、無所謂的世界；所謂的政黨，只不過是公司，所謂的“民主競爭”可能只是誰掙的錢更多的這樣一個世界的時候，我們突然會發現：真有什么進化么？還是我們的命運和處境可能確實是一種深刻的一致。也許不僅是在中國我們感受到了“時間的痛苦”，然后更深刻的感到了“沒有時間的痛苦”，也許其實“沒有時間的痛苦”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那么在這樣一種人類萬古如一的黑暗和命運面前，是不是中文這種非時態性的“共識語言”恰恰能最有力量表達這種囊括一切時間的處境和命運呢？這時候突然在立時之上，又有一種共識的層次，而這兩個層次是完全可以互動的，我們既可以從命運的角度來看我們當下的處境，又可以用當下的處境印證那個古往今來一樣的命運。所以，這時候中國的語言和文化突然有了真正的世界意義，所以這個良性的互動，是我特別有興趣的。
記者：太精彩了楊老師，真的非常精彩！謝謝楊煉老師！
楊煉：好！期待你做出一期好節目，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