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意地，棲居/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p>
——荷爾德林( Holderlin )
如果對劉中創作的文化背景以及靈感來源無所了解，那么我們根本無法對他的作品以及他的藝術家“生涯”進行評論。
因為,如果只考慮所謂的藝術現代性，那么他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會被人們忽略。但是,如果對他創作的初衷認真地進行定位，其作品的現代性或者說當代性就會躍入我們的視線，甚至為我們另辟一片視野。
毋庸置疑，在中國的傳統繪畫藝術中，自然界特別是動物或者植物，一直占據著中心地位。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的繪畫藝術，尤其在中國的繪畫藝術中，大自然一直都是藝術家們藝術表現和藝術理念的中心點。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大部分中國繪畫開始選擇拙劣地模仿西方，以性及其衍生品為創作中心；或者為了追求所謂的潮流，重拾中國歷史和傳統中的創作主題及風格。
令人欣慰的是，還有像劉中這樣一些不是一味地模仿的，而是頗具真才實學的藝術家。他們不僅能保持住藝術創作給人以觸動與震撼，而且還能在潮流和創作技巧之外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意旨去創作。
我個人認為，劉中可謂是藝術的“磨刀石”。他是一位極具才華和潛能的藝術家。他的才華和潛能深深扎根于他的個人經歷和文化傳統之中，而這些又與自然界以及他的現實主義繪畫風格緊密相連。描繪的現實性，是以我們和我們身處的世界之間的聯系，以及這種聯系所具有的無窮無盡、超凡奇特的創造性為基礎的。
大自然，尤其是動物和植物一直都是藝術家們，包括藝術史上的那些藝術大家們所熱衷的主題。藝術家們再現和詮釋大自然的作品數量眾多，我們無法一一贅述。但是，我們不能不提及離我們生活的年代還不算久遠的圖盧茲·洛特雷克（Toulouse Lautrec）以及他那些極具寓意的畫作。洛特雷克將其特有的表現技巧展現在對動物世界的刻畫上。出于對博物學家布豐（Buffon）之著作《自然史》的熱愛，洛特雷克專門為其創作了一系列令人驚嘆的插圖畫和石版畫。洛特雷克的作品數量不多，其創作背景主要是他致力刻畫的沒落世界—巴黎。當時的巴黎已淪為罪惡之都，展示出來的是一種畸形的文明。自1871年的巴黎運動以后，巴黎開始逐步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黑暗深淵。
洛特雷克為布豐的《自然史》創作的插圖畫和石版畫，卻為我們描繪了一個不同的、浪漫的世界。與此同時，他還透過自己喜愛的動物的平和形象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如詩般的田園生活。而這些形象與他愉快的童年生活密切相關。當時的他生活在一個節奏緩慢的、簡單的世界。所有這些，自兒童時代就成為他創作靈感的源泉。
布豐在他的《自然史》中，通過對自然界細致入微的刻畫，啟發了其他偉大的藝術家，其中包括畢加索（Picasso）。畢加索，一位對人類外相做過極具破壞力的毀滅和再創的畫家，他孜孜不倦地進行各種嘗試以求創新，甚至可以說他重新創造了他那個時代的藝術。無拘無束的生活使得他的創作總是不拘泥于傳統的條條框框。但是，因為傾倒于布豐所推崇的對動物世界的表現，畢加索舍棄了他革命的、無拘無束的創作手法，著手對他十分珍惜的世界進行單純、理性、清晰而又有教學意義的描繪。動物世界對畢加索來說是如此的珍貴，以至于如果可以的話，他寧愿一生與狗、羊、鳥、猴子或者其他的動物相伴，而不愿意和他的孩子或者它數不清的情人相依。
今天，按照再現動物世界的宗旨，畢加索在他的巨作中已經直接展現了他想表現的“自然史”。所謂“再現”這一宗旨，已成了這類創作的一個必須遵循的準則，即運用或者利用學院派的創作手法。但是，這種創作理念在他大部分藝術創作中并未體現。因為對其創作一貫懷有敬畏，這使人們曲解了他在這部分創作中所致力于表現的主體。
在自己的“自然史”中，畢加索覺得再創作不是必須的，而是盡可能用最寫實的手法去“表現”主體，即捍衛和保護這個世界的“自然屬性”。對于他本人來說，這個世界是富于變化和創新的，同時，其特別之處又在于它形式上和生活上的常規性與多變性的結合。因此，畢加索覺得自己的創作有必要“倒退”回去，以便將即興創作的空間留給大自然這個“創作天才”。所以，他變得比較學院派，并且運用了傳統的繪畫技法�？粗倪@些畫作以及它們所展現的寫實性手法，我們不難理解，畢加索在創作這些作品時，為了壓制自己固有的創作沖動所付出的努力。在這種完全為了“立”而不是“破”、穩重的、經過平靜思考的創作中，天才的畢加索將某種隱含的語調、視覺上適度的幽默，以及其廣納博學的才能結合起來，成功地闡述了他的理念。
我們在劉中的作品中也能發現同樣的東西。這些作品在情感以及抽象表現手法上如此相近。和畢加索一樣，劉中也專注于對自然主體的描述表現，同時也能恰到好處地控制他豐富的、不同的表現手法。在傳達一種柔和的、田園式的、平靜的、自然本性的感覺的同時，又在其中貫穿一種平和的幸福感，以及向往生活在這種世外桃源般的世界里的避世感，而且還可以觀察到，他在隱晦或者刻意含蓄地、義不容辭地傳達一些信息。
劉中在自己的“自然史”中，并沒有刻意要挑戰那些藝術史上的名家，而是盡可能地，重申甚至是重塑自然的中心地位。因為大自然已經越來越被我們這個充斥著高科技、媒體、消費主義以至實際上忽略了生活真正意義的世界所遺忘和破壞。
離我們更近的藝術大師格雷厄姆·薩瑟蘭(Graham Sutherland)也和洛特雷克、畢加索一樣，創作了他自己的“自然史”。他還戲劇性地將其命名為《動物寓言集》。劉中也和格雷厄姆一樣，試圖向我們提出告誡和發出信號，提醒我們需要關注未來。因為大自然是我們的伙伴和朋友，我們必須和它共生共榮。這樣，我們才能配得上我們的世界，才能將其像我們從祖先那里接收到的那樣，繼續傳給子孫萬代。
劉中的畫作在尊重承載了千年繪畫傳統的同時，又以它獨有的格調和語言、以及間或傳遞出來的求知欲吸引著我們的注意力，并且把我們引向藝術家十分看重的創作技巧所蘊含的現代性。通過形象和理念，這些作品將我們以及藝術家本人一起，帶到一個藝術創作可以作為生活藝術的見證和手段的社會。
溫琴佐·桑福（意大利文化中心主席，著名國際策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