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千經過近一年的潛心準備最終呈現出了很具實驗性的個展“超�！��！俺！卑藘蓪觾群阂环矫嬷妇哂谐鰧こ�，或超出一般常態之意。一方面則是指超日常經驗之意。正是在這個視點上，藝術家打破了以往個展在交流上過于個人化的模式，而是采用更開放的藝術觀念，直接從跨學科的方法入手，將建筑、文學、戲劇、舞臺、大眾媒體、體育用品、現成品等作為藝術創作的動力，借用其它要素的“介入”來改造藝術自身的語言系統，以擴張裝置藝術的內涵與外延。
眾所周知，楊千用近三，四年的時間癡迷于新繪畫和裝置的實驗，其藝術也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然而，在這次“超�！钡膫�展中，楊千不再把單向的技術作為首要出發點，而是讓技術服從于豐富的藝術觀念需要，讓藝術回歸觀念本身——藝術建立在藝術想象之上，建立在審美判斷之上，建立在關系美學之上，建立在語境基礎之上。在這一網狀的思路中，藝術家聚焦于具體問題，以微觀學方法剖析日常事物的關系。具體說，楊千并沒有走向今天在中國非常時興的純粹抽象藝術，而是選擇了社會美學的觀念。與之前創作的“浴室繪畫”、“活動繪畫”、“雙重繪畫”相比，他于2008年在“南京三年展”開始實驗的“碎紙屑”裝置可以說是一次個人藝術的跨越。如果說他之前的“浴室繪畫”強調的是私密的朦朧語言，那么這之后的“活動繪畫”和“雙重繪畫”則依賴于圖像之間的移動和替換折射出當今社會中的家庭倫理問題、生命問題、國家沖突問題等。而從2008年至今他顯然發現了一種更符合自身藝術表現的媒介——經由碎紙機粉碎后的紙屑被觀念性地轉變成某種視覺形象，他用碎紙屑制作的“人民幣”、“美元”和前美聯儲“格林斯潘肖像”。一方面是對由美國“金融海嘯”導致的全球經濟崩潰及社會動蕩表現出的憂慮和批評，甚至嘲諷式地把人民幣和美元制成了“1001”，幣數的增大似乎預示了金融系統存在著不確定的通脹危險。數字包含了雙重象征意義，既暗示了從零到無限之意，又影射了金融危機把世界拖入難以預料的深淵。一方面用財經雜志碎紙屑營造的前美聯儲的神話人物“格林斯潘肖像”可以說是對這位昔日金融帝國的“教皇”和“金融海嘯”始作俑者的嘲諷。
楊千之所以利用這樣的媒介方法，就在于他站在懷疑和批判的立場將媒體世界看作是非物質的虛幻性的東西，今天的媒體在現實中的影響力無處不在——它無論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還是在商業和文化上都具有誘導性、支配性和控制性的功能。在這個意義上，他把媒體世界理解成某種軟性的、透明性的“暴力”，它具有柔和的、勸誡的、撫慰的、監控的作用，人們在這種被過濾的軟性媒體中既難以看清現實性，又放松了警惕性，還喪失了判斷力。這正是他以這樣的藝術方式提出對媒體世界的懷疑和批判之所在。
在另一件裝置“巴別塔”(The Tower of Babel，又譯為巴比塔)中，楊千以《圣經》的《創世紀》中描述的關于巴別通天塔的宗教故事作為其觀念的出發點，用各種各樣的書籍雜志的碎紙屑制作了一個抽象的虛幻之塔。那么，“巴別塔”到底有什么內含呢?按照《圣經》的記載，巴別通天塔的故事要義是：人類向往“大同”，他們要建筑一座通天高塔，揚名天下。這觸怒了上帝，上帝懲罰人類，讓人類流離四方，言語不通。然而，人類并沒有屈服于上帝的懲罰，他們以英雄般的事業----翻譯，向上帝發出了挑戰;他們使上帝變亂的語言得以變成一筆筆帶有民族特質的財富，在保存各族文化特質的同時，打破語言的桎梏，溝通著人類的精神。正因為如此，巴別塔似乎與翻譯有了天然的聯系。于是，翻譯，這一偉大的事業同樣也引起了哲學家的關注。當代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曾在《巴別塔》一文中對“翻譯”進行了深刻的哲學思考和解構，他認為，當上帝驅散人類，變亂其語言時，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這樣一個不解的悖論：一瞬間把翻譯這項工作強加于人類，同時又禁止人類翻譯。人類開始有了文化差異，從而導致了沖突。因此，楊千用媒體碎紙屑營造的“巴別塔”，其意旨在于借這一宗教寓意來影射現實世界的紛爭，尤其以“巴別塔”揶揄現實世界的荒唐——金融帝國也試圖建立一個理想的“巴別塔”，然而卻變成了一個幻滅之塔。與此同時，在藝術家看來，媒體世界扮演了曖昧的角色，與利益集團同謀編織了虛幻世界。除了這種對現實的批判，楊千作品的觀念還暗示了人與物、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具有的不可調和性，人類在攫取享受美好的新的生活的同時卻要以失去的悲劇為代價。也就是說，人類永遠生活在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之中。
藝術家楊千充分發揮了個人創造力和利用了日常生活能量，創造的超常作品并不是如實搬用或復制原有的日常形態，而是藝術家通過對客觀事物進行選擇、過濾、轉譯和放大后藝術升華的結果。它既產生一種在人心理經驗中交織著熟悉與陌生的疏離感，又創造了一種出人意料的超日常形式，同時又進一步讓人去想象、聯想和體驗與社會/文化語境關聯的指涉、寓意、諷喻和批判。它的觀念是多意的，甚至是歧義的，觀眾在作品面前也就有了自由而無限的閱讀和理解空間......
這一切正是楊千個展“超�！钡囊饬x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