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以來，深圳美術館圍繞“圖像轉向”的主題，已經連續舉辦了“觀念的圖像”展、“圖像的圖像”展與“嬉戲的圖像”展等等。(1)本次策辦的“歷史的圖像——2009中國當代藝術”展就是以上幾個展覽的延續。它展示的主要是借用改革開放前的革命歷史圖像進行當代性創作的藝術作品，這正像“嬉戲的圖像”展主要是展示改革開放后具有卡通傾向的藝術創作一樣。而之所以策辦這個展覽至少有著三個十分重要的原因：第一，從國內的背景看，運用改革開放前的革命歷史圖像進行當代性藝術創作的現象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出現了，到90年代以后，則有越來越多的藝術家涉及，其數量蔚為可觀，不可小視;第二，從國際背景看，那些與中國有著類似經歷的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相類似的創作現象，如蘇聯、南斯拉夫、東德、古巴等等。事實上，此類藝術創作的確給國際當代藝術帶來了全新的活力。這足以表明，無論在世界，還是在中國，由馬克思主義確立的革命傳統，至今還在發生重大的作用。簡單地加以否認，既不可能，也不利于文化的健康發展，需要我們認真地加以對待。據我所知，在國際的范圍內，已經有一些學者在對此進行十分嚴肅的學術研究，比如2007年8月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后社會主義》、2005年5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社會主義》，就比較全面地介紹了這方面的學術成果，又如艾爾雅維茨撰寫的《圖像時代》一書，(2)也有專章談及相關藝術創作問題——其中還談到了中國藝術家王廣義與余友涵的作品，讓我深受啟發。
不過，對于“后社會主義”的解釋，法國學者杜漢納與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并不相同，我在本文主要是借用后者的理論，它包含著政治轉型、經濟改革與公民社會的不斷形成等等內容，而且泛指一切有著社會主義背景，后因處于改革與轉型發生重大政策變化的國家。我認為，如果借用阿里夫·德里克的觀點，那么，顯然可以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分為兩個大的階段：一個是“理想化”與“正統化”的社會主義階段，即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另一個是“后社會主義”階段，即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今，這兩者之間應該算作是過渡時期。阿里夫·德里克的論述非常有說服力，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的主流意識形態與此前的主流意識形態有著很大的調整，即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整個社會、文化(包括藝術)以及經濟的發展模式是完全不相同的。
去年5 月，我曾經應邀在重慶出席了由四川美院與德國大使館聯合召開的“德中文化論壇”，我注意到，其組織者發給參與者的第三個論題是：“社會主義美術的重生”，具體的理由是“在當代藝術中，社會主義美術作為一種特殊因素被重新使用�！睂τ谶@樣的說法我很難茍同。在我看來，與東歐的情況完全不同，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直存在著，盡管今天的社會主義美術已不像改革開放前那樣占有主導或中心的地位，但它從來也沒有消亡過。再從中國當代藝術的范疇看，雖然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的確出現了一大批“重新使用”改革開放前社會主義美術元素的作品，但這一點絕不意味著社會主義美術的“重生”。具體理由如下：
首先、敘述者的立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中國的現實為例，在改革開放前，藝術家們往往是在主流意識形態和特定文化機構的嚴格控制下進行藝術創作，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藝術家們不僅必須按黨的政策去提煉創作素材，而且必須按革命的現實主義與“三突出”、“紅光亮”等原則進行創作，這意味著藝術家們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主流性的敘述，(3)要不然就會帶來政治上沒完沒了的麻煩，甚至遭到牢獄之苦與殺身之禍。R9uo,j[1]`62241而在80年代以后，藝術創作的環境遠較過去寬松，雖然還有藝術家在按新的主流意識形態進行創作，但更多的藝術家在創作時是從個人的藝術追求與感受出發。實際上，這個時候出現了兩個相對獨立的藝術共同體。一個是主流藝術共同體，一個是當代藝術共同體。而在當代藝術的共同體中，一些嚴肅藝術家往往是在獨立思考的基礎上，然后以極其豐富的、凝聚著歷史記憶的圖像符號來重新解讀歷史與回顧歷史，進而達到反思歷史、干預現今的目的——其手法顯然是對“后現代”的借鑒，或借取之，或盜用之，或征引之，或影射之，或戲仿之。結果就在重新處理原有意識形態話語的基礎上，明確表達出了非主流性的、個人化的敘述。從本質上看，這是藝術家們在創作上的重大超越，也可說是從一種話語狀態轉向了另一種話語狀態，其意義不可低估。柏拉圖曾經說過，“回顧就是學習�！蔽矣X得，一個民族就是通過回顧來學習的。而藝術家們的類似創作完全可以看成是對歷史的回顧與學習。由于其是立足于現在的回顧、是關照未來的回顧，是經歷了歷史巨變后的回顧，更是歷史與現實的強烈碰撞，所以十分有利于民族的成長與發展。很明顯，在具體的藝術創作中，所謂革命的歷史性圖像符號對于相關藝術家來說，僅僅是一種基本的創作元素而已，由此便推論 “社會主義美術的重生”肯定站不住腳，也經不起事實的檢驗。當然，的確還有少數藝術家為了迎合市場與一些西方策展人的想法去機會主義地運用帶有改革開放前記憶特征的革命圖像符號進行創作，但這與嚴肅而有使命感的藝術家的創作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有一些批評家曾經對此提出過十分嚴肅的批評，我在此就不重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