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我們以何種方式來描述當今的視覺文化現象,都無法回避本雅明最先提出的對——由機械技術呈現的(現在已是數碼液態化的)——復制性觀看。復制技術改變了視覺信息的傳播手段,在閱讀角度上給觀者和視覺形態的制造者帶來似乎是無窮盡的聯想和想象空間。一方面,世界由此變得越來越小了,在同一時間里,相隔萬里的人們就可以分享同一張圖片或影像的視覺信息;另一方面,涉及到文化認同的問題或答案,世界卻變得越來越具有遷移性和不確定性。
在當下的視覺設計中,出自不同動機的復制行為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而各種復制語境的顯現就像把同一個詞放入不同內容的句子中時具有的多義性一樣,其解讀的角度在延伸或擴展中顯現了多種相似與差異。概括地看,復制至少涉及到如下方式或行為:模仿,再現,傳承,記憶,生產,抄襲,改變和創作等。上述不同含義的體現與不同地域或國家的歷史和現狀有著——關涉到政治和經濟上的——一些深層的聯系。我個人愿意把這些聯系歸結在一個問題上:即對何謂多元文化——這樣一個令當今全球人關注的問題——進行的理解和思考。
在本次展覽之前,我安排了對幾位參展院校的策展人的訪談。從接受訪談者表達的觀點中,與復制現象相關聯的文化認同問題就已經顯現出來了。
荷蘭桑德伯格學院應用藝術系主任安德魯·克萊(Andre·Klen)表達了他和他的學生們對復制的態度:“我們應用藝術系的學生們的興趣更多的是集中在單件產品的設計上,而大規模生產對我們來說是一個不值得考慮的問題……。當然我的學生也意識到了復制概念所包含的另一種力量,即從批量化生產的角度顯現的經濟力量。但是在我們的討論中,學生們關注的是其負面的意義,例如:這些設計產品是廉價、丑陋和毫無靈魂的!卑驳卖數挠^點十分清楚:即復制可以是在經濟利益驅動下的行為,但對他和他的學生而言,復制行為中的個性化解讀才是體現設計的價值所在。
廈門大學藝術學院的策展人馬文認為:復制行為在過去三十年的中國社會中一直處在演變與進化之中。它既“折射出一個想象力創造力匱乏的國度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但從另一方面看,它又“何嘗不是一種反抗資本霸權的活動,一種準觀念藝術家的行為藝術?”。從國際間的經濟競爭的角度看待霸權,馬文把非創造性的模仿行為視為另一種文化輸出所顯示的力量,而這種力量的確為全世界所高度關注。
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的研究生許芳慈女士以剛剛在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舉辦個展的藝術家Tino Sehgal為例,指出:他以從來不創作藝術“品/物件”的方式對“藝術作品之稀有性的經濟法則”進行挑戰!比绻f,安德魯看重的是復制行為中的單體和個性的存在價值,Tino Sehgal則是對由單體和個性產生的稀有價值提出了具有反諷意義的質疑。
以上三位策展人的觀點都直接指向了金錢與經濟對藝術品或設計品起到的制約作用,其觀點背后的焦點十分清楚:個性化的單件物品設計和批量化的物品設計在復制概念中是兩種不同的力量,而與這兩種力量相對應的是創新與模仿這兩個截然相反的行為。沿著這條脈絡繼續做出區別:在這個地球上的那些地方是在進行個性化的創新,那些地方是在模仿。答案似乎變得很清楚和簡單。
2005年,在我參與策劃的一個在廈門的國際雕塑展覽項目中,美國藝術家Sam Durant的作品方案中涉及到的復制的手法引起了我的注意。通過傳真機Sam Durant遞交的方案是一個列有7把不同顏色和造型的塑料椅子,在文本中他做出了如下解釋:“應該在中國發現這些椅子,而這些椅子是可以在任何國家發現的最普通的椅子!苯又忉屨f:“這些椅子在設計或生產過程中沒有專利或版權問題。這是在家具中真正平等待人的椅子,幾乎在世界的任何國家都可以看到,并且幾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產!痹俳酉聛硭靡痪湓捊忉屃怂淖髌分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是(由西方的)現代主義者設計的單體椅子的烏托邦視野的成就,是由發達工業制造的既廉價又廣泛使用的家具。在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傳播中它也許是最具有象征性的! Sam Durant選用的材料是由手工制作的陶瓷,以此去除其實用性和無處不在的功能。在這件作品的方案中,Sam Durant把復制中的個性化創新和無個性化的模仿拉回到歷史與現代以及在世界的不同地方發生的意義轉換之中,使我們看到了同一個概念在世界范圍的傳播中發生的一個循環性質的意義演變。
對現有形式的解讀取代了形式語言的原創,這一在當代設計領域中出現的轉折點讓我們看到了置換,挪用,粘貼……等普遍流行的手法運用。如果說,運用以上手法的原因涉及到迅猛發展的信息傳輸技術和全球化的趨勢這一大背景,它的最明顯的變化便在于:意義或價值取向上的單邊的文化模式受到了來自世界范圍的人類的超時空的直覺,思考與想象力的質疑或沖擊。其實,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不乏壯觀的圖景:在一座城市里,在一個家庭的寓所里,甚至在一個人的穿著和言行中,復制幾乎無處不在。復制的動機或目的可能出自獵奇,時尚,經濟利益,記憶或想象等各種不同的原因。但無論出于何種原因,狂風暴雨般的各種復制行為在向我們明確地傳遞著一個信息:在錯位的時空交叉中,由地域劃分的(傳統意義上的)文化模式正在經歷一次被重新加以辨認和理解的遷移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