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方是我所見過畫家之中少有的知識分子，他是一個擅于思考并具有強烈使命感的人，這一點在其過去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大地始終是其精神的依賴和實踐時勇氣與力量的來源，沉厚的土地就是混沌世界歷經翻覆折騰之后最終的積淀，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以來他持續在大地上奔走，用自己的雙腳感受土地的博大、寬厚、深沉與復雜，以此獲得思考的靈感和實踐的力量。然后用飽蘸油彩的畫筆在粗糲的畫布上涂抹，將其對大地的感受耕耘成雄渾的圖像。步入中年之后，理性逐漸接管了激情衰退之后留下的空缺，雖然他還在一如既往地行走，但此時對大地的觸摸已經由感覺、沖動轉變為一種循著文本引導下的對文化的瞻仰與膜拜。在艱澀的旅途中揮翰臨池，黃燈之下的閱讀，青卷之中的尋找成為藝術家長途跋涉中、行走之余的主要工作。
丁方長我十歲，已到了即將步入人生晚年的年齡。早在十年之前，他就已意識到造化所規誡的得失榮枯之鐵律，于是悄然對自己開始了一系列的規勸和調整。我想一個人主動將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做順應天時的調理反映出一種自覺，這無疑是智慧的表現，同時在這個鳶飛戾天的時代能夠持守這個選擇實乃難能可貴。另一方面，生理方面的變化也必然影響到創作的具體方式和對象，縱觀人類自身的成長變化過程，凝集于人類身上的自然和社會兩個極端性特質，總是沿著時間的軸線在向兩個相反的方向緩慢地擴張。終于，我們看到畫家手中，工具由細軟的毛筆替代了寬整挺闊的油畫筆，如同以精準的長矛替換了豪爽的闊斧，輕薄的紙張代替了柔韌的畫布，表現的內容上莽莽蒼蒼的大地轉換成了多情多姿的面孔。這組肖像是丁方的近期作品，近4年的時間里他更多的習作都聚焦于這類對人物肖像的描繪，閱讀和研究伴隨著邊走邊畫的狀態持續至今。丁方創作的方向突然由身軀和土地的抽象混合體轉向具象的面孔，在許多人看來似乎是令人費解的倒退，仿佛一貫的英雄主義的情結讓位于對人性的關注。但若你縱覽一下他近幾年的研究工作，就不難看出這個題材其實是一種研究式的創作實踐。這一組肖像表現了中國西藏、尼泊爾、印度三地人類的面孔，丁方開始使用水墨和紙張對眼見的物象和心中的意象進行抒寫。我們在其作品中，可以明確地感覺到三個地域之中人類面孔的共性和差異。藏區人物肖像的表現用筆沉著，造型嚴謹，透視人物的視角略帶仰視，那些牧民和僧侶看上去具備一種大山一般的穩重氣質；對印度人物肖像的表現中卻是筆法潦草、揮毫狂放，但那些面孔中深邃的目光并未在這種大寫意中簡略，而是在反差中得到了強調；尼泊爾人物的肖像中處理加入了世俗生活的氣息，筆法細膩，畫面生動鮮活。透過這些風格的差異，我們可以領略到在其創作中，人類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應用在其系列肖像作品中已堆積成穩定的結構樣式，藝術的手段回歸到了載體的本色。
在我眼中，系列肖像類作品具有一種獨特的作用，它擴展了傳統肖像的記敘、圖解人類個體的功能，試圖透過對一系列個體面孔的刻畫來揭示自然和文化之于人類的影響。人類本身就是一面古怪的鏡子，自然和人文的映像復合于其上生成了一付付千差萬別但又面面相覷，并似曾相識的面孔。舉手投足的姿態、眉高眼低的表情都是人類形態對環境的反應。丁方所記錄的面孔類別是幾個特殊的族群，他們在宗教、文化和地理上保持著密切的關聯。這批肖像寫生的背后，體現出藝術家多年以來對這一廣袤地域之內宗教和思想傳播路徑的研究，同時也隱晦地道出了作為傳播載體的思想文化流變的軌跡和狀態。
首先是地理因素，現代人類學的研究發現地理氣候條件對人類面孔、體格甚至膚色的影響是明顯的，這是一個地理條件對人類“形”的塑造概念。地理因素中包括海拔高度、氣溫變化、濕度以及物產類別等多種條件，是影響人類生長、發育、進化的外參量。例如，根據“湯姆森的鼻子法則”（Thomson's nose rule）,人類的鼻子形狀與氣溫有著密切關聯，那些祖祖輩輩生活在年平均氣溫較低的地區之內的人群，其鼻子的長度相對更長一些。我們看到，丁方所繪中國藏區的牧民、信徒的面孔中就反映出了這一人類學規律。其它面部特征中，牙齒的形狀和大小也是對力量選擇的適應。在對人類形體研究方面，德國生物學家伯格曼觀察到在恒溫動物的同一物種中，更小的個體在溫暖的氣候中更經常見到，而質量更大的動物則在更加寒冷的區域被發現。體重和溫度的關系被歸納為伯格曼法則。在川南藏區和西藏生活的原住民的確如此，身材魁偉的漢子比比皆是，和許多表現此方面的攝影作品相比，這種素描式的描繪與刻畫更加直接的把人和自然之間的內在聯系表現了出來。
其次是地理和文化之間所存在的密切關聯，中國西藏、尼泊爾和印度在地理上的聯系仰賴于雄偉的喜馬拉雅山脈，這座西起帕米爾高原，東至中緬邊境，綿延2500公里的山岳群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脈。陡峭的山勢，終年不化的皚皚積雪以及變幻莫測的氣候令人心生敬畏，也引發了人類對神秘世界的無窮遐想。古印度婆羅門教的奧義書中關于創世紀的描述，印度教神話中具有可怕破壞力的濕婆都可以辨析出喜馬拉雅山的影子。歷史上，喜馬拉雅山脈奇特的視覺形象和因其高聳壯闊所生成的極端性氣候，無論是在山脈的南麓還是北麓都不斷的摧毀著人類的意志，由此宗教成為此地人類為之折服的唯一事物。自古以來婆羅門教、佛教、印度教等均發端于此地，其中喬達摩.佛陀就出身于喜馬拉雅山南麓的迦毗羅衛王國的釋迦族（現尼泊爾境內）。英國學者沃德爾在《印度佛教史綱》中曾講過：“印度民族心理之特別喜愛宗教，并在宗教中獲得充分體現甚于其他各國。上至君主，下至農民，不管是哪個種族集團的人，都對神學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興趣與感情。世界上各種神學所知悉的教條，很少不是印度各色各樣的教派之中的某一教派所持有的”。喜馬拉雅山脈一方面成為三個區域間地理上的阻隔，另一方面又因其獨特和神秘性促進了彼此的交流。
在他們彼此間的交流中，宗教的意義重大而且深遠。人類學家安東尼.華萊士(Anthony f.c. Wallace)將宗教定義為：“與超自然存在、力量和能力有關的信仰和儀式”。宗教是非經驗性的，并被認為無法用正常的方式進行解釋，必須被不加任何懷疑地接受。對于聰敏的人類而言，宗教的這一點苛刻要求必須是具備一個接受條件的，而這一個地理片區嚴酷的自然條件逼迫人解除了疑慮，為人們信仰上的皈依提供了條件。在原始佛教的教義中，釋迦牟尼對人生持否定態度，他更關心宗教的救贖問題。這種堅定的信仰改變人心的同時也會外顯于人的五官神情，在丁方的這組作品中，我們不難看出相對于喜馬拉雅山的南麓，北麓的中國藏區中人類的面孔更加虔誠和平靜。我想這就是行走的體驗的重要性，在近幾年的會晤中，我反復聽到過他強調現場的體驗和創作的關系。在丁方看來，對歷史的想象只有身臨其境才能將心靈放逐回歷史的原點，此時，空間成為一個尋找時間的線索。
此外，宗教的另一個定義就是關注那些定期聚集的信眾。這些信徒都贊同相同的一個意義體系，比如業報與輪回的思想就是婆羅門教和佛教的核心，擁有廣大的信眾，尼泊爾、印度和中國的藏區在這個層面上就共屬于一個體系。更為重要的是，長久的癡迷會將這種信仰內化。宗教、文化對心靈的約束，對焦慮的寬慰也是一種象，更為重要的是它對困惑人類的生死問題做出了解釋，使人類找到了精神上的歸宿，因而變得從容和淡定。對于人類精神狀態在其外在形式上的表現，藝術大家是那種具有天賦，敏感而又聰穎的個體。丁方這批作品雖然是面對不同的對象所做的描摹，但其根本性目標卻是在繪制一個群體的集體性形象。就像二十世紀德國攝影家赫斯所拍的德意志肖像，他用拍身份證件的方式去描繪一種內在的族群精神。群體的精神氣質代表了一種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理想地適應了他們的世界觀所描繪的真實事態。索緒爾曾經說過，符號是任意的，象征是與它所代表的對象有比較穩定的關系。自然符號是指那些已經存在但不一定會被當成符號的東西被當成樂符號，無疑面孔、膚色、體格、衣著這些熟視無睹的事物對于群體精神而言，就是一種自然符號。人類進化的歷史包含了對抗自然的過程，他們創造出了諸多的文化符號，但人類終歸是自然的一個部分，自然符號所書寫出的才是最接近本質的東西。
